◎ 口述∕沈孟穎博士（實踐大學建築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撰寫∕林雯琪（《明道文藝》社長）
本期《文化脈動》專欄談臺灣的建築發展，編輯部針對題材的取捨有過相當冗長的討論，在刪除還原、還原刪除之間，公共住宅的選項一直都在。因為，這是臺灣建築最貼近歷史脈動的一頁。公宅國宅社會住宅，不同時期不同的代碼，本質始終沒變。它，在常民生活中有比所謂的閩粵客、洋樓或和洋折衷更鮮明的印記，因為，它更屬於普羅。
尤其在無殼蝸牛出現並且紮實存在的那些年代。
1987年，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標售中華航空總部附近土地，創下當時天價。正確地說，臺灣房價的狂飆期始於1980年代末期，這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因為長期仰賴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外匯累積相當可觀。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顯示，1986年美金匯率為38元，到了1989年，短短三年間，已經躍昇為25元。此一趨勢促使國際資金湧入臺灣，在等待升值以便大撈一筆的同時，大量外資流入臺灣股市、房市，使得房價大漲。
對絕大多數的臺灣受薪家庭而言，高房價使得住者有其屋的理想變得遙不可及。1989年6月底，「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發起無殼蝸牛運動，積極進行一連串針對住宅議題的街頭造勢，成為一起反對臺灣高房價的社會運動，
那時，大學剛畢業回到家鄉擔任教職的我，對於熱鬧繁華的忠孝東路印象特別深刻，這曾是我大學四年客居指南山城期間經常流連的所在，假日不回臺中的日子，就跟著閨蜜回安東街，蹭住蹭飯也蹭得家的味道。很多人應該跟我有同樣的認知，彷彿，人人就該有個家，在華燈初上的夜裡，點一盞暈黃，指引日間辛勤殷實付出的人們，有一個安心歇息的處所。
誰知道，一夕之間這裡竟然聚集了5萬人，他們自稱是「無殼蝸牛」。
最初的發想或許已經難以考究，但，蝸牛的意象實在傳神——殼再重，只要背在身上，是自己所有，一步一步往前，再多辛苦都不怕。怕的是，無殼安身。
所以，1989年8月26日這一晚，大家不只為了響應「萬人夜宿忠孝東路」，這場第一次以都市議題為主的社會運動，書寫著當時人們對於房價高漲的不安與不滿。至今，30多個年頭過去了，高房價的夢魘並未從這片土地上消失，對更多人而言，安家，更加遙不可及。
高房價下的保護傘——公共住宅
社會住宅再次成為政策下大家雄辯不休的議題。至於，這個議題滿足甚麼或者試圖滿足甚麼，值得此時此地的我們深思並掌握它的發展脈絡。「對我來說，公宅是所謂的公共住宅，根本的定義應該是說，國家提供一個機制，讓人民可以擁有房子。這個機制有很多種，可能是賣的、租的，租的就是現在的社會住宅，賣的就是以前的國家住宅，我統稱為公共住宅，」《臺灣公宅100年》的作者沈孟穎博士接受此次專訪，她開門見山，為臺灣公宅作註，公宅就是公共住宅。
沈老師這段開場讓筆者直覺想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新加坡有相當成功的執行經驗，反觀臺灣，似乎始終塵埃不斷……教授對此微微一笑：新加坡的公民開始工作之後，每年要從薪水裡固定提撥一筆錢，放到公積金，累積到一定金額時，才可以去買房子。我常問年輕人，如果是你，你願意嗎？
不願意來自不信任，長期以來的不信任。教授直言，早年，大家對國宅的印象就是便宜但是品質很差，面積比較小之外，材料不好、蓋的不好。但凡負擔得起的購屋族，通常不考慮。問題在於，居高不下的房價，讓無數首購族望屋興嘆。不得不考慮！
高房價是自由市場下的必然，但，老百姓的保護傘在哪裡？公共住宅理應是國家讓人民安居以樂業的一個機制，中外皆然。臺灣民眾過去對於國宅、現在對於社會住宅的疑慮，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教授細心地為我們話說從頭：公共住宅這個概念幾乎可以推到工業革命之後。人們開始改變工作型態往城市發展，讓城市的居住問題變得困難，因此，英國很早就立法保障人民有居住權，當時的大資本家如西門子公司等，也開始為自己的員工興建勞工住宅，這是歐洲公宅的起源。
後來日本人在臺灣殖民時期的作法基本上是學歐洲人，但路徑不一樣。「因為要做臺灣公宅100年這個主題，我開始翻報紙，很難想像百年前的日治時期也有居住困難的議題，後來才發現，指的是從日本移民到臺灣的新移民者。殖民統治初期，跟在地人承租房舍是日本移民在臺灣落腳最快的方式。但是新移民者住不慣臺灣的三合院。」對當時的殖民政府來說，整體環境上的不適應是一個很大的壓力。輿論之下，總希望可以把陌生的一切打造成熟悉，於是出現臺灣最早的公營住宅——數量不多，以臺北市來說，只有三處公營住宅，每一個社區都不超過200戶，至於臺中、斗六、臺南，數量就非常稀少了。
所以說，百年來，公營住宅的議題一直都在。沈教授認為，相對於討論在地建築風格及特色，這是比較有趣的範疇，「對我而言，他就是很庶民生活的東西，我覺得日常生活裡有很多東西值得研究，這是我的初衷。」事實上，公共住宅因為有公共性，跟整個社會的脈絡、政府的治理都是息息相關的。比如高雄的公營住宅，當初就是為了開發高雄港。大概在1935年以後，日本軍國主義開始南進，開始發動戰爭，所以高雄港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周邊就開始蓋了3～4個公營住宅社區，規模都比較大，目的是把人送過去，讓他們可以做經濟上的貢獻跟勞動。所以整個公宅就策略來說，幾乎都是跟著政策治理的腳步發展。
1941年，因為接近戰爭，為求效率，總督府創立了住宅營團，而且自成一個完整體系，連同土地買賣、開發規劃、公共設施的配合等等，營團住宅就是一條龍的住宅事業。一百年後，日本的住宅營團還在，而且佔了他們各類公宅事業比例至少6－70%。說來，臺灣也曾經有這樣的歷史契機，但是在戰後消失了。
社會住宅 vs 國民住宅
住宅營團消失了，但公宅還在發展，從日治時期到美援時期，才有後來臺灣自己所發展的國民住宅，明顯的歷史的接點大概在1961年。「美援時期的目標是蓋勞工住宅。戰後百廢待舉，他們的核心概念是，工人無所事事就會惹事生非。所以，要安定一個社會，就要先蓋工人住宅。」
1967年美援結束，之後又出現所謂的聯合國顧問團。他們的角色就不一樣了，他們比較像是社會學家，從一個都市的角度將所需的住宅量、人民的收入水準等等全部精算出來，再決定推動策略。當時的臺灣是一個以青年勞動力為主的國家，就跟現在的越南一樣，興建國宅講求的是有效率又便宜。聯合國顧問團評估後認為臺灣最適合蓋步登公寓，因為不需要有電梯，造價可以便宜很多。邏輯很簡單——人民負擔得起。
除了上述政府的政策主導下的國宅。後來也在獎勵投資的概念下開始引進民間資本，誘因是以利息補貼的方式給予優惠的利率，像聯合新村。他的規模其實不小，但是沒有社區概念，基本上是一棟一棟的，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步登公寓。
訪談至此，公宅的輪廓越來越清晰，但，筆者始終好奇，社會住宅以及國民住宅的差異何在？
教授直言，社會住宅跟國民住宅最大的差異就在買斷還是租賃。公營住宅運作初期，採租賃制，屬於社會住宅。後來公營住宅開始賣斷，原因是，對開發者而言資金壓力很大，賣斷才有資金，可以再蓋新房子，所以不見得不好。「當年國民住宅為什麼會選擇賣斷，就意識形態而言，強調住者有其屋；實際上，也是因為回收較快。」然而，不論是賣斷的國民住宅或租賃的社會住宅，背後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土地有限。關於這一點，教授認為法國經驗值得借鏡。
相較於社會住宅比例很高的德國跟荷蘭，法國正在急起直追，但他們不再大規模的興建，以避免周邊居民對居住者素質以及周邊的公共設施、停車位、空間不足的抗議。否則容易被標籤化，也很容易造成地方的負擔。「法國的主要策略是想辦法把空屋擠出來，鼓勵擁有房子的人民以市價把房子交給政府，或者，加入他們的公宅計畫，由政府來幫你出租。據說，現在巴黎市長競選時最重要的政策就是要廣徵社會住宅喔！」法國政府立法明訂，一棟房子裡有超過15%的住戶排隊申請社宅，就不能直接賣，政府可以優先用市價購買。邏輯就是，把現有的房子變成國宅，也就是要重新規畫。從國宅發展到未來的社會住宅，政府必須掌握現況、洞燭先機，重新規劃。教授特別提醒「老人化是全球趨勢，各國都會有很多如廢棄的小學之類的閒置空間，閒置空間再利用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通變成國宅。尤其眷村類型的文化資產，非常適合老人住，可以進一步變成是老人住宅。」
由此可見，有效及前瞻性規畫之必要。
安置應該就是安定
「臺灣有個特殊性，政府一直說我們沒有住宅問題，因為我們的自有率是80%，舉世少見。那，年輕人為什麼還一直吵著買不起房子？其實不是沒房，只是不在他工作的地方。所以社會住宅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教授嘆口氣接著說道：「可是現在的社會住宅因為擔心僧多粥少不能只圖利某些人，所以有一個荒謬的前提，只能住六年。」瞬間，我的腦海中浮現一個畫面：也就是，一批蝸牛換另外一批蝸牛？！更可怕的是年輕蝸牛總會變成老蝸牛，老蝸牛更找不到住的地方！
這樣的荒謬，決策者不可能不知道。問題是用買斷的也不行，只要有買賣就有價差，房價必然上漲。房價只要不下跌，一定回到過去的悲劇。窮人還是買不起。
「所謂公宅就是要安置，讓他們有地方住。」可惜國家沒有把這件事情當作是一個重點政策，坦白講，一百年來基本上就是補缺式的，有人吵就弄一點，不曾下決心真正處理這件事。更嚴重的是，國宅條例在2000年終止，基本上就是棄守，留下20年的空白。
空白之下，無殼的悲歌持續傳唱，社會住宅的議題隨之浮現。
這次最吸睛的莫過於只能住六年的「荒謬」。「你明明知道他一輩子都買不起房子，怎麼會覺得他六年後買得起？！所以，如果我們的社會住宅要實現居住正義，目前的法令是不ok的。」
一批又一批蝸牛換來換去，永遠有一群無殼蝸牛。換誰都安不了心。
一百年來從日本人、聯合國到臺灣政府，都想要為國宅做一些事，做到最後這一段，變成社會住宅，原本應該有機會在高房價時代解決一些問題，可是又因為這樣的一個制度上的不完整，好像走到瓶頸了，讓人忍不住心急。這是教授研究公宅百年後內心止不住的撕扯。
其實安置應該就是安定。社宅這件事情要把觀念鬆開，什麼樣的房子都可以成為社宅，不一定要有一個特殊的形式，不同地點、不同的區域，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操作模式。簡單地說，不要一個框框把大家都綁死在那兒。
「今年建築圈最大的一件事情是，普立茲獎最大的得主就是做社會住宅。而且他不是蓋全新的社會住宅，他是改造大樓，讓他變成更好住的社會住宅，讓房子有歷史的延續性，讓房子更適合當代的人居住。」教授的結語，語重心長，她說，重點還是回到讓住的人能夠安定下來。
讓住的人能夠安定下來，把居住當成一種權利。做為讀者，當我們跟著本文的回到那最初的應然與必然，你的思維是不是會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