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蘇致亨

◎ 撰文∕張佳祺(《明道文藝》編輯)

         1950-70年代,臺灣電影不管從產量或製片規模,都是一段空前絕後的時期,特別是在產量上,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7年統計,中華民國一度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劇情片生產國,1966年產量高達257部,僅次於印度及日本。因此,說臺灣曾經有個「好萊塢」,一點也不為過。但,為何這段風光燦爛的黃金電影史,對現在青年來說如此陌生, 有種「故鄉的異鄉人」的感覺。曾擔任國家電影中心研究員的蘇致亨先生貼切地舉例:「你能想像,二、三十年後的臺灣人,竟不知道張惠妹、周杰倫是誰嗎?」就如同現在我們不認識當年造成萬人空巷的臺灣電影明星們,如:白蘭、金玫等人,簡直不可思議!

  當時就讀臺灣大學的蘇致亨,因為一堂「臺灣電影」課程首次完整地欣賞臺語電影,是李行導演的《王哥柳哥遊臺灣》,那種感覺既陌生又親切,想起小時候與阿嬤中午時段一起看的電視節目《天天開心》。我想,這也是許多1980-90年級生小時候的共同回憶。那「陌生」的部分呢?我們對於這段臺灣電影史的記憶幾乎空白,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臺灣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這段時期的空白,還需要大家協助填補。而蘇致亨就讀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時,以此為己任,在碩士論文〈重寫臺語電影史:黑白底片、彩色技術轉型和黨國文化治理〉中,試著為這些曾經努力認真的臺語影人翻案,讓他們不被世人遺忘,並出版《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此篇筆者專訪蘇致亨先生,從青年觀察社會的角度,看這段經過「剪輯」的電影史。

兩大影業角力戰

  當時臺灣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其中最賣座的還是日本電影,因為本省人對於日本文化最為熟悉。其次才是美國好萊塢、歐美電影等。當然,還有大量香港的國語片,例如:黃梅調、邵氏武俠片等。這一切的發展都有其時代歷史脈絡。

  當年受英國殖民的香港,其電影在東南亞地區相當賣座,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想積極攏絡香港影人。據說:「誰能攏絡香港影人的心, 誰就能掌握東南亞華僑人民的心。」因此,國民黨、共產黨都想積極拉攏香港影人加入自己的陣營,左派(共產黨),會組織讀書會;相對,支持國民黨政權的「自由陣營」,則組織「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簡稱「自由總會」),當然,標榜「自由陣營」的電影就可以外銷來臺灣,所以香港與臺灣的電影界關係相當密切。

  說到臺灣與香港的電影產業,就必須知道兩大影業相互較勁的關係。香港兩大龍頭影業,邵逸夫的「邵氏兄弟電影公司(邵氏)」、陸運濤的「國際電影懋業公司(電懋)」,以及臺灣的「中央電影公司(中影)」和「臺灣省新聞處電影製片廠(臺製廠)」。「邵氏」與「中影」合作,而「電懋」則與「臺製廠」關係密切,這就是當年兩大影業的競合關係。

  兩大影業較勁最經典的故事,就是1963年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當年,邵逸夫(邵氏)到日本沖印廠參觀,偶然得知陸運濤(電懋)要拍攝《梁祝》,因此搶先趕拍,掛名李翰祥導演,雖然當時在香港並不賣座,但到了臺灣,竟成了當年最賣座的國語電影,也捧紅了飾演「男主角」梁山伯的凌波女士。

  《梁山伯與祝英台》創下臺北市兩個月72萬觀影人次、八百萬票房的空前紀錄(當時臺北總人口數還不到一百萬人),熱潮一路延燒到東南亞華語地區,而女扮男裝的凌波女士成為臺灣第一代「花美男」。在家庭電視尚未普及的年代,電影是少數的大眾娛樂,當時又有電影明星「隨片登臺」的觀影文化,也就是電影播到一半,可能會有明星站上臺表演,然後再繼續接著播放,看電影和追星一次滿足,因此,那些新聞歷史照片「萬人空巷」的情景,是真實存在的。

    同時,《梁祝》的成功也震驚了臺灣電影圈:「原來國語片也有這麼大的市場!」在七成人口都講臺語的臺灣,只有為了要服膺反共復國的政宣任務,中影和臺製廠才會拍攝一些國語政宣影片,但不會賺錢。所以當時就連不會講臺語的外省人,也來拍臺語片。但《梁祝》紅了以後,越來越多臺灣人想拍國語電影。首先,中影的總經理龔弘推動,拍攝「健康寫實系列」電影,多以描寫臺灣60年代農工轉型的社會縮影,其中以李行導演的《蚵女》(1963)、《養鴨人家》(1965)為代表,描寫人性正向光輝和田園風光,也意外地安撫了都市工廠裡,從農村來的勞動者的不安與不滿。但大家其實都曉得「寫實就不會健康,健康就不寫實」,只是寫實的背景,加上符合政治正確的內容而已。同時,臺灣影界積極招攬《梁祝》的導演李翰祥脫離邵氏,在臺成立大型製片廠「國聯影業」,拍了許多大規模的彩色國語片,如《西施》等。

  因著臺灣電影的盛況,1964年中華民國第一次主辦第11屆「亞洲影展」(就是現在的「亞太影展」),當年獲得最大獎「最佳影片金翠鳳獎」的是中影首部臺灣自製彩色寬銀幕國語電影《蚵女》,這是臺灣首次在亞洲影展獲獎,亦再次把臺灣電影推向更高峰。

  但劇情急轉直下,在影展即將結束之際,發生了改變臺港電影界的重大事件:「神岡空難」。當時世界「自由陣營」的影人都來到臺灣參加「亞洲影展」,香港「電懋」的陸運濤和「臺製廠」的廠長龍芳,一同到臺中參觀故宮博物院(當時故宮在臺中)。從臺中要回臺北參加影展晚宴的時候,他們所搭的那班民航機,在起飛後不久即發生空難墜機,現場無人生還。雖當時說法是因為天氣不佳或機械故障,但後來CIA調查發現,此班機應是遭人劫機想要「赴匪投共」。總之,這場空難震撼亞洲影業,原本陸運濤將投資上億在臺灣蓋超大片場,但隨著陸運濤及龍芳兩大陣營的頭頭過世,一切都變了調。因此,也就是為何現代後人的記憶僅剩下邵氏的武俠片,及中影的健康寫實片,同時,李翰祥導演為首的國聯影業,也失去了很大的經濟支柱,在70年代也收掉了。

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

        在1950-60年代,國語運動才剛推行,講臺語的人口佔多數,臺語片也佔總製片產量的七成,且相當賣座。尤其從1956年何基明所執導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打響第一炮,60年代臺語片達到黃金時期的高峰,每年平均高達100多部。據說1964年,臺語電影年產量達150-200部,可想像平均每三天就有一部電影上映的情景嗎?當時,臺灣有七間大型製片廠,包含中影、臺製廠、中製、國聯、沙榮峰的聯邦影業、邵氏的現代影視實驗中心、旅日華僑蔡東華的東影製片廠,共有19座攝影棚。臺灣的臺語片亦影響了亞洲地區的「福佬文化圈」,包含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地。從幾乎畫遍了臺灣電影看板海報的手繪大師陳子福先生口中得知,當年臺灣電影瘋狂的情景,忙碌到幾乎沒時間吃飯睡覺,只叼著香菸就開始拼命地熬夜趕工,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1960年左右,原本位於臺中的中影公司發生祝融之災,臺灣影業大本營從臺中移至臺北北投,當年幾乎六成的臺語電影都是在北投拍攝的,而日治時期所留下的溫泉旅館房間,成了一間又一間的「製片廠」,可能樓上樓下310房是陳家,150房是林家,摩托車載著演員們串流在不同旅館間軋戲,相當熱鬧。因此,北投亦可說是當時臺灣製片界的「好萊塢」。

  這時期的臺語電影不僅產量大,且通俗又有深度。例如:在1963年上映由林福地執導的《思想枝》,改編恆春的「唸歌(說唱)」〈思想起〉為主題,並聘請省立交響樂團重新編曲演奏,影評也曾盛讚:「臺語獨立製片公司竟能拍出如此超水準影片,令人敬佩。」且從現代臺灣民謠音樂工作者的角度而來看,此片亦展現了電影對文化保存的力量。而林福地導演的成名作《金色夜叉》,是改編自日本作家尾崎紅葉的小說文學作品,並由陽明擔任男主角、金玫擔任女主角,在1964年上映時全臺票房破百萬。因此,林福地、陽明、金玫又稱為當時的票房保證「鐵三角」。

「國語運動」下的「彩色天花板」

  在1970年前後,臺語電影與國語電影產量產生「死亡交叉」,尤其在70年代臺語片從原本黃金時期的上百部,僅剩下20部,為何臺語片會驟然消逝?而國語片又如何興起?要從臺灣的「國語運動」說起……。

  我們也可以從電影《狗蛋大兵》中看到,講臺語會被「掛狗牌」的懲罰場景。「國語運動」的影響層面,不僅在學校教育,也在大眾文化中。

  當全世界電影從黑白轉向彩色的時期,在國語運動下,雖然不明令禁止拍臺語片,但只單獨輔導國語片,不輔導臺語片。且1967年教育部文化局成立,接管「電影檢查處」的電影事業輔導業務。國民黨推行支持國語影業的政策,例如:底片、器材可以免稅進口,拍攝彩色國語片可獲得點數,並獲得發行日語片的配額等,以發行日片賺錢的權利金,來補貼拍國語片票房的損失,等於變向補助。因此,不得不在彩色片的市場機制下,開始轉為拍攝國語片,並出現「彩色國語片v.s. 黑白臺語片」明確的語言分壘。

  再加上,當時臺語片必須配上國語配音,才能在「亞洲影展」中以觀摩片的方式上映,如:《天字第一號》、《最後的裁判》等,否則沒有資格在國際影展中被看見。其實就連在1962年開辦的「金馬獎」,獎勵對象也僅限「國語影片」,甚至設有「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是非常政治性的獎項,一直到1985年後,才把標準放寬為「限國片」參加。

         這讓筆者想起黃信堯導演在2017年的第一支劇情長片《大佛普拉斯》到2020年《同學麥娜斯》,影片開頭,導演以臺語旁白提及自己的事業隨著國際影展肯定跟著plus(升級):「從1:1.85的電影尺寸,變成1:2.35,黑白變成彩色,整體畫面plus(普拉斯=升級)了。」

         政治介入自由市場,加上全球彩色化,導致臺語片也在全世界電影由黑白轉向彩色中,跟著黑白底片被淘汰掉消失了。

        至於沒有臺語片可拍的導演及演員們何去何從呢?有些臺語影星就進入歌廳秀演出,導演們則是被挖角到香港拍攝國語武俠片,如:郭南宏的《劍女幽魂》、《童子功》,辛奇的《隱身女俠》等。

         且因著1962年臺灣第一家電視臺「台視」的開播,到老三臺「台視、中視、華視」影響力擴及全臺,電視連續劇文化也由此產生,當時第一檔的臺語連續劇就是由何基明執導的《玉蘭花》,後來「台視」的「楊麗花歌仔戲」、「黃俊雄布袋戲」,「華視」的《西螺七劍》、《嘉慶君遊臺灣》等,臺語電視劇重新贏得大眾市場,臺語影人從「大銀幕」轉戰「小螢幕」,成功逆襲。

         臺語電視劇紅了之後,「國語電影」與「臺語電視劇」就形成了「票房競爭」的關係。因此,新聞局頒布《廣播電視法》禁令,其中包含臺語電視劇不能撥出超過固定小時,且必須分成兩個時段,以及在黃金時段內每天每臺不能超過一小時等,把臺語電視劇移出黃金時段,收視率被迫下降,廣告費下降,當然製作費也跟著下降。永遠在黃金時段的,都是國語電視劇,甚至連布袋戲的史豔文都要「講國語」。

  臺語片常有「粗製濫造」的指控,我們從被迫下降的製作費多寡來思考,其原因可想而知。因此出現「看臺語片就減低了自己的身份」的偏差觀念,即使現在管制禁令解除了,人們總是「習慣」過去的刻板印象,市場的想像就「縮限」了。蘇致亨從他的觀察研究中告訴我們「想像被政治經濟形塑的過程」,這也是他為何「毋甘願」的主要原因。

女工的夢想園地:瓊瑤電影

  在1960-70年代,跟武俠片幾乎同時造成炫風的,不得不提到「瓊瑤電影」。瓊瑤的第一部小說《窗外》在華人地區造成相當大的震撼,從中影在1965年首次翻拍《婉君表妹》開始,帶動了將近長達50年「文藝愛情」的電影風格。其實文藝愛情一直都是市場大宗,打打殺殺、愛情、武俠都是很受歡迎。尤其在當時臺灣工業化的年代,從農業走向加工出口業,從農村走向加工出口區,鄉村少女搖身一變成了女工,她們用青春少女年華,換回臺灣當時外匯存底世界第一的佳績。所以說,瓊瑤電影是「少女電影」的鼻主,是少女的故事,也是時代的故事。

         楊力州導演在《我們的那時此刻》中形容,在那個封閉苦澀的年代,瓊瑤電影給時代「做夢」的權力,給一個「敢追求」愛情的幸福滋味,讓女孩們在機械式的工作生活中,終於有了一點點盼望。而當時的「二林二秦」:林青霞、秦祥林、秦漢、林鳳嬌,足以撼動整個世代的愛情。現在的婆婆媽媽們肯定還記得《我是一片雲》、《雁兒在林梢》、《幾度夕陽紅》等男女主角們的風采。

         書中亦採訪曾飾演電視劇《還珠格格》小燕子一角一砲而紅的趙薇,她談起瓊瑤電影:「它的確是個夢,是個做出來的夢。小時候覺得是夢,長大時發現它真的是夢;然後,等你再大時,你會發現人如果沒有夢,是沒有辦法活下去的。」

        筆者還記得國小時,班上女同學們每天晚上八點準時堵在電視機前收看《還珠格格》,隔天還要到學校跟同學們討論人物劇情,甚至跟著模仿演出一小段,可見「做夢」的魔力有多麼巨大! 不過物極必反,時間久了夢終究會醒,1980年代後,大眾也受不了總是在飯廳、客廳、咖啡廳的三廳式瓊瑤電影,「新電影運動」又把風格拉回到寫實主義。果真如夢一場。

還原被剪輯出來的電影史

  蘇致亨還記得大學時期那堂「臺灣電影」課程,看了很多臺語片,如:林摶秋《錯戀》、梁哲夫《台北發的早車》、辛奇《危險的青春》等, 其中最印象深刻的電影是1969年辛奇所執導的《危險的青春》,講述老鴇、妓女、皮條客的三角愛情故事,以女強男弱、性別倒置的角色設定,男主角騎摩托車都會爆胎,女主角則拉風地開敞篷車,在資本主義下,金錢佔了愛情關係的上風。而電影中表達女主角在醫院猶豫是否要墮胎的片段,辛奇導演特別用一段三分鐘完全無對白的畫面,女主角在醫院走廊徘徊,空間裡有醫院滴答滴答的時鐘聲、高跟鞋的腳步聲,不時還從產房或診間傳出生產還是哭泣的尖叫聲、嬰孩的哭聲等,用聽覺來呈現女主角內心的猶豫與掙扎。前衛的劇情設計,手法大膽革新,極為震撼。

       「為什麼有這麼多很精彩的臺語片,而我完全不知道呢?」蘇致亨在著作《毋甘願的電影史》中有一段:

生活在這個身患歷史失憶症而不自覺的淺根時代裡,有影人就自嘲:在自己兒孫面前,他不過就是平凡老人而已。總有那麼一股「母甘願」的遺憾……

  為了還原這段時期的臺灣電影史,蘇致亨做足了功課並訪談許多當時的電影工作者,有些人很願意談談他們的陳年往事,但有些人總有一種「講了你也不相信」的感慨。蘇想起有一次到北投溫泉博物館演講(昔日的「臺灣好萊塢」),當地聽講的長輩志工們其實也不知道當時那些電影是怎麼被拍出來的?為什麼又會突然消失沒得看了?可見「國語運動」對他們的影響,即使親身經歷過,也未必看得清其中的原委。且臺灣目前也沒有一本完整的書籍可以讓我們了解它的歷史,以及所帶來的影響。

  其實,不單是「電影」,包含舞蹈、音樂、文學、戲劇等領域,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語言文化的不平等現象。蘇致亨常在演講中舉例:「你知道陳雷比張學友年輕兩歲嗎?」但我們記憶中,陳雷就是被包裝成「老土俗」的形象,而香港來的國語歌手張學友,被包裝得比較年輕時尚;或比如我們所記得的鄧麗君,大多是〈何日君再來〉、〈小城故事多〉、〈甜蜜蜜〉等國語歌曲,但鄧麗君在東南亞第一張賣超過百萬的專輯,其實是唱〈燒肉粽〉等臺語專輯。由此可知,在音樂圈我們的記憶也如同臺灣電影被語言刻板印象給自動「剪輯」了。

  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有更多的類型電影出現,有愛情片、角頭幫派、恐怖片、科幻等,臺語等自然語言的元素也寫實地呈現其中。「量變帶動質變」,隨著產量提升,可望迎來臺灣電影的另一波高峰,同時也是回顧60年代「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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