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林正盛導演

◎ 撰文∕張佳祺(《明道文藝》編輯)

        尋訪位在北投關渡的多寶學堂,老式公寓裡傳來的鋼琴聲,引人步步嚮往之,林正盛導演坐倚在剪輯工作室的辦公椅上,啜一口咖啡,曾經踏實走過的路,歷歷在目,說起那年代電影人的故事。

          那年,民國69年(1980),金門的電影院裡放映著瓊瑤電影《聚散兩依依》,突然間,螢幕暗掉,警報響起, 一群正在看電影的阿兵哥們衝回營區, 依照指令裝填砲彈,砲口瞄準目標,僅剩等待一聲令下,戰爭一觸即發!阿兵哥林正盛身處其中,心想:「完了!遇到戰爭了!我回不了臺灣了!」幸好, 第二天早上,狀況解除,林導演想起當時那部電影《聚散兩依依》,可不恰巧符合此時心境嗎?

臺灣電影最壞也最好的時代

  不過再過幾年,瓊瑤電影那種空中閣樓、天方夜譚的純粹愛情故事,大家也看膩了。因此,出現了「黑社會寫實片」等,講述大哥大、大姐大,打打殺殺的黑社會生態。觀察臺灣電影的題材,好像也是一階段一階段地嘗試、挖掘、再嘗試、再挖掘……。

         說起臺灣電影的轉變時期,林導演正好躬逢其盛。當時,在大學聯考錄取率只有30%的年代,大學生儼然成為知識份子的代名詞,他們的觀點影響社會甚深,但大學生們都不看國片,國片被打入冷宮,票房慘淡低迷。這是困境,還是機會?林正盛導演常開玩笑說:「我是在臺灣電影最壞也是最好的時代走進電影界的。」最壞,因為票房不好; 最好,正因為沒有票房不好,所以不用期待票房。當時沒有哪個導演可說是票房保證,所以只要有不錯的故事,片商就可以考慮投資「試試看」,才給了我們這些新導演嘗試的機會,倘若在臺灣票房鼎盛時期,那還輪得到我們?

         這麼一想,說得也是,時代的進程都有其軌跡,是困境亦是機會!楊力州導演也在著作《我們的那時此刻》中說道:「新電影最棒的價值,是侷限中找到自由。」當時電影產業跨台、資金不足,所以請不起明星演員,改從劇場找演員,也因此挖掘了如蘭陵劇坊的李國修、金士傑、李立群等電影新人。再加上政府的電影輔導金政策,讓蔡明亮、陳玉勳、李安等,一路出現了許多新興導演,亦為「臺灣新電影運動」推了一把。

  除了社會時代的力量外,當年中影製片部的徐立功、明驥先生,以及在內部策劃推動的吳念真、小野等人,更是實際新電影開端的重要推手,不容忽視!

臺灣鄉土文學論戰

  在1980年代解嚴前後,是臺灣社會運動狂飆時期,黨外民主運動興起,推波對威權體制的反思,一股浪潮終於推到了電影產業,大量改編鄉土文學作品,開始關心生長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小人物故事。林導演還記得當年第一次看到李行的電影《小城的故事》,男主角鍾鎮濤與女主角林鳳嬌在臺北車站等車的場景,跟自己的生活如此真實貼近,光看場景就足以被感動。比起瓊瑤時期場景,永遠在飯廳、客廳、咖啡廳的三廳室式電影,在海邊激情擁抱,如夢似幻,看不見與自己生活的連結,相較之下,差異產生了衝擊。

  而鄉土文學講的是鄉村,是都市,是真實人民的生活。還記得,侯孝賢導演的《那年河畔青草青》、《風兒踢踏踩》等電影裡面,曾出現小朋友把鞭炮埋在牛糞裡面爆炸的場景,那可愛又爆笑的畫面,是當年孩童遊戲的生活記憶,觀眾們也對此買單。接著一連串文學改編,如: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隱地《光陰的故事》、白先勇《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孽子》、王禎和《嫁妝一牛車》、朱天文《童年往事》、《小畢的故事》等,我們看到臺灣電影走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削蘋果事件:「臺灣新電影宣言」

  在鄉土文學改編電影作品中,以作家黃春明的小說改編最多,1983年電影《蘋果的滋味》,就是改編自黃春明三個短篇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其中,林正盛導演尤其喜愛<兒子的大玩偶>,它以電影院看板「三明治人」的角色呈現父親,同時也荒謬地暗喻這個教育及社會,在我們臉上塗塗抹抹太多東西,反而認不得自己原本的樣貌;另一部<蘋果的滋味>,主角是住在違章建築裡的農民阿發,被車撞的阿發只會講臺語,而開車撞人的美國駐臺上校講英語,負責調停的外事警察則是說國語。這種「語言」、「貧富」、「殖民」的對立反諷,真實地刻劃了臺灣小老百姓的生活困苦。而當時臺灣政府介於開放與不開放之間,雖然尚未解嚴,但解嚴已然是社會的趨勢,政府別無選擇,不過依然還保有電影審查制度。<蘋果的滋味>在上映前竟遭到黑函密告,因畫面中描述臺灣貧窮落後及違章建築,認為有損國家形象,被中央電影公司要求大幅修剪。所幸,透過當時聯合報記者楊士琪揭發,引起輿論撻伐,臺灣影人連署抗議,最後才得以留下完整作品,被稱為「削蘋果事件」。自此,也產生了「臺灣新電影宣言」,樹立電影藝術創作應受尊重的認知。

  而林正盛導演恭逢其盛,就在這個時候進入「編導班」學習,他還記得當時跟著編導班的同學們,站在中華商場前的火車鐵軌上,讓火車被迫停下來,甚至爬上火車頭高呼,感覺自己有種參與了歷史的榮耀。他說:「當時我們一心只想要衝破這個威權體制。」

        1987年解嚴,林正盛導演剛好第三期編導班結業,一個新時代就在他眼前打開。林導演小時候喜歡聽祖父說故事,讀爸爸的小說,愛看電影,什麼電影都看。直到讀了編導班,才恍然大悟:「原來電影可以這樣!」原來電影不只哭哭笑笑育樂,還可以反映現實生活,鼓勵人們勇敢面對人性、面對社會、面對種種。當年單純愛看電影的大男孩,現在正式走上電影之路。

搭上國際影展的末班車

  1996年,林正盛導演完成人生第一部電影《春花夢露》,就一舉奪下日本東京影展「青年導演單元銀櫻花獎」,以及法國坎城影展「基督人文精神獎」。當時國片雖然票房慘淡,但卻在國際影展上發光發熱。林導演說,當時有很多國外影展的人特別來臺灣看片選片,出國參加影展也倍受尊榮。聽前輩們說起,當年《戀戀風塵》(1986)受邀參加法國南特影展,侯孝賢、吳念真、陳國富、詹宏志等人亦在同遊義大利時,立下誓言:「有一天我們一定會來威尼斯影展!」果真,三年後《悲情城市》榮獲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殊榮,成為首部在世界級三大影展內榮獲首獎的臺灣電影。

  為何國際影展獨鍾臺灣電影?林導演說:「因為當時臺灣電影太好玩了!」多元、多音、多義,從封閉時代一下子衝了出來,呈現豐富的樣貌。變動劇烈的臺灣社會,剛經歷從威權體制到解嚴,民主化的過程中,許多社會問題突然浮現,如同悶在壓力鍋中,一口氣噴爆出來。而臺灣的電影創作者們能反映出真實社會生活,例如《悲情城市》、《戲夢人生》等作品,都是回頭審視臺灣的歷史發展,因此,全世界都在關注臺灣電影,希望將這樣吸引人的文化題材介紹到不同國家。

被刻板印象污名化的「影展片」

  「影展片不好看」「影展片你看不懂啦!」甚至當年票房上億的《悲情城市》,也有很多人看完之後反應「看不懂」,造成了「影展片,看不懂」的大眾刻板印象。當時臺灣電影如此受到國際推崇,從國外紅回國內,但國內票房依舊慘淡。

        林導演說,曾經在座談會中有位觀眾提問:「導演,我們生活就已經夠苦了,那你電影裡為什麼還要告訴我們這麼多苦,還有那麼多問題呢?」早期新電影浪潮追求個人藝術風格,一般民眾不容易親近,也不一定會出現大眾所期待的Happy Ending,所以大家不愛看。反之,知識份子可以從國片中找到一些生命的回饋與感動。因此,從以前知識份子不看國片,竟變成國片只有知識份子愛看!

         關於當時的國片票房情況,現在我們可以藉由最近的公視影集《天橋上的魔術師》中的場景稍微窺視。在1980-90年代的中華商場,電影院裡冷清,僅有小貓兩三隻,對比大家爭相求明牌(號碼),擠破頭簽愛國獎券的情景,怪不得《時代周刊》在1990年對臺灣的形容詞就是「貪婪之島」四字,當時股市破萬點,跑號子(證券交易所)、炒房地產,但文化產業卻陷入低迷。

         在當時沒有快速網路評價的年代,要突破這種刻板印象實在不易,甚至連林正盛導演在柏林影展榮獲「最佳導演」的《愛你愛我》,上片時也僅賣不到400萬。多年後,電視頻道都有機會可以看到這些經典影展片的重播,評價才逐漸被「洗刷冤屈」。假使把當年的《熱帶魚》、《美麗在唱歌》等片改至現在上映,可能就會是破億票房的熱銷電影呢!

         說到影展,反觀近十年臺灣的「金馬獎」、「臺北電影節」等的確有很大的進步,侯孝賢、張艾嘉、李安等人接任影展主席。曾擔任過多屆影展評審的林正盛導演以自身經驗分享,金馬獎的開放性、評審制度的公正性,使其真正成為華語電影最重要的影展,是華語影人的榮耀。且透過影展,也能將國際多元的電影樣貌帶進臺灣,這對臺灣電影文化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即使影展片曾被污名化,但影展對於影人的支持,仍是有極大的重要性。

繼續,走自己的路

  新電影時期,是臺灣電影重要的轉捩點,但的確是臺灣影人時代的眼淚。編者幾番邀請臺灣影人談論此時期的臺灣電影,多是被拒絕收場。雖然我們不能成為時代當局者,但不難想像那是一顆多麼深沉的石頭壓在心頭上,耗盡力氣重重提起,如今也只能輕輕放下。

         林導演觀察現今國片的市場並認為,一昧追求票房,把想碰觸的社會議題用糖衣層層包裹,包裝成「好入口」的「輕喜劇」,不正面迎擊,打得不痛不癢,甚是可惜。但至少有魏德聖導演這樣勇敢的人,敢做大夢追拍臺灣歷史故事的電影。也有一些以低成本拍攝凝視著當下生活的、文化的、歷史的……糾結不清的臺灣社會,以電影創作展現出個人生命視野,呈現個人的生命價值觀點。只要堅持走自己的路,拍自己的電影,我們就還有機會繼續開展開闊多元、差異的文化價值、生命價值。也就是期待未來臺灣電影能走向多元、多音、多義。創作型電影如此,大眾通俗電影更是需要開發更為豐富蓬勃的「類型電影」來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

         但您放心:創作者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林導演就以他今年即將在「金馬奇幻影展」特別放映的紀錄片《地球迷航》告訴我們,「創作者不會消失,而是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地球迷航》紀錄片中,自閉症的大孩子們認為自己是外星人,宇宙船不小心迷航滯留地球,他們沒有生病,只是生命的方式與你不同。雖然資金不足暫時拍不了劇情片,但林導演持續用紀錄片的方式滿足自己的創作慾望,與同時關心社會。

  而現在臺灣年輕人越來越能接受多元生命差異的題材,這正是臺灣社會可愛的地方,而臺灣影人面對國內的小市場本就辛苦,所以不要再「自我審查」、互相折磨了!您說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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