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藍祖蔚 董事長
◎ 撰寫∕林雯琪（《明道文藝》社長）
四歲開始接觸電影，擔任記者期間，五年內跑遍坎城、威尼斯、柏林、東京、聖莎巴斯提恩和奧斯卡獎現場。他是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第一任董事長藍祖蔚。他也是資深影評人，曾任聯合報記者、中影公司製片部經理，及自由時報副總編輯，亦曾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持「藍色電影院」，他在文字和聲音的工作中持續著對電影的熱情。
採訪前閱讀了許多相關資料， 這段文字深深吸引了我，我們一起來重新咀嚼它的原汁原味：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的時刻，他在現場。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在坎城影展備受觀眾冷落的時刻，他在現場。侯孝賢以《戲夢人生》陪著阿公李天祿上臺領取坎城影展評審獎時， 他在臺下。
徐楓以製片人身分上臺領取《霸王別姬》坎城金棕櫚獎的時刻，他站在最近的位置，見證了歷史的榮光。蔡明亮、楊德昌、葉鴻偉、賴聲川、林正盛等導演在東京影展上臺領獎的時刻，他一字一句寫下臺灣人的驕傲。他在《策馬入林》的拍片現場認識王童導演，一路採訪導演如何從最陽春、最艱苦的《稻草人》、《香蕉天堂》拍攝環境到終於可以重建一個時代的《無言的山丘》，見證導演的上海影展大捷。在王童獲得國家文藝獎之後，王童寧可等兩年，也要等到藍祖蔚替他寫成《王童七日談》訪談錄。
一字都不想更動，因為字字入心。
接下來的字字句句一樣無法替換，董事長的分享將為讀者展開一幅臺灣電影文化的全局索引，這不僅是一篇專訪，更是充滿智慧的語錄。第一次，筆者無可選擇地退出書寫的角色，全心傳述。
臺灣文化資產的守護者
董事長經歷了臺灣電影的各個階段，藍祖蔚三個字不折不扣是臺灣影視聽文化的見證， 他是這些珍貴文化資產的守護者，從旁觀到入主，從欣賞者成為推動者。三十年來，有不少讀者跟著他的影評成長。他在廣播節目中以溫柔的聲音，搭配電影音樂談中外電影，即便他自覺記者人生與廣播人生原非自己生命中早已寫就的章節，但， 一路走來的深刻，無可替代。也因此，筆者有點貪心又免不了著急， 開門見山請教董事長，現在臺灣電影所面對的問題及挑戰是什麼？對於這樣的莽撞，董事長的回應不疾不徐， 他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最大的考驗跟挑戰就是讓更多人看見——在全世界那麼磅礡、旺盛的創作體系中，有多少臺灣的獨特性可以透過這些影音作品讓更多人看見？ 從1949年到今天， 講臺灣人的故事是臺灣電影最主要的一個文化史。關鍵是，在商業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文化上的共鳴。「臺灣曾經有過風光的時代，在60年代70年代，愛情電影、瓊瑤電影或者文學改編電影等各種的不同的創作都曾經在亞洲市場上有一定的支持民眾。80年代走上國際，在歐美市場得到相當程度的迴響，最近稍弱，這跟國際電影通路的改變有關係。但是隨著去年《陽光普照》走上Netflix，顯見，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搭上國際發行市場的通路，讓臺灣的題材、臺灣人的故事、想法、影像，成為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一旦走上國際影音通路市場，就需要各種不同的內容，而這些內容恰巧提供了臺灣創作者一個很大的空間。董事長認為，臺灣電影一度把中國市場當作唯一的出路，就得被迫接受對岸政治意識型態，無法自由創作，因而出現通路危機。但當你發覺有更大的世界市場在等待時，必然會找出更開闊、更有共鳴性的方式。「我相信這對臺灣影音人才而言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你所擅長的語法、媒介，全世界有太多人懂得，所以，在大家都有基本功的環境下，如果你依舊能用自己獨特的文化內容或視聽語言來呈現臺灣故事，殺出一條血路，就會建立特別的文化吸引力。」
尋找臺灣電影在全球的特殊文化座標
當有人把眼光停留在你的作品上，在全世界那麼多的選擇下獨獨鍾情於你——這個選擇或許才是臺灣電影是否能在全球有一個特殊文化座標的重要前提。如果，當年的楊德昌、侯孝賢等人所建立的是一種典範，讀者更想知道的是，現在的導演有沒有這樣的格局和高度？
「科技、器材的進步讓拍電影的門檻降低很多，這是優勢。但是在專業或者是美術上，拍電影依舊是一個高門檻的文化商品，即便科技在進步，但創作者需要的準備及文化內涵絲毫沒有減少。」董事長說的是對當代生活的文化感性，對於議題了解的深入程度，以及找到一個合適的美學方式……這些考驗始終沒有改變。「侯孝賢走過的80年代跟胡金銓導演走過的60年代，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跟競爭壓力，最重要的是，你用什麼方式說臺灣的故事。」1980年代，所謂的華人電影新浪潮崛起，不管是香港電影、臺灣電影，或者是第五代導演崛起下的大陸電影，大概都有一個特質，就是努力回歸，看到自己的歷史。特別是那些不堪的、不想面對、不能面對的事實。「這個歷史性在過去的香港電影比較少見，但是類似《胭脂扣》或者《阿飛正傳》之類的電影，都很努力想讓大家看見較陌生的香港議題。後來的香港電影，因為追隨好萊塢式的商業內容而少掉自己的文化座標，這是很可惜的。」因為創作者勇敢的回顧，讓對這段歷史全然陌生的外國人，也可以看見這些存在於世界的角落，彷彿在迷霧中，不曾了解的真相。所以，這些勇於回顧的題材，都使得創作者因此兼具社會良心跟歷史意義的深度。「就是這一切，使得臺灣新浪潮電影以黃春明做為開場，很努力的告訴大家臺灣是如何走過 1950年代到70年代那段貧窮、有點荒謬、有點匱乏的環境，依舊在黑暗之處綻放出人性光芒。這裡頭是有些笑謔、有些嘆息、有些無奈的，但就因為可以那麼真誠、勇敢的面對臺灣那段走過的歷史，這些題材才有了歷史的厚度，這個厚度使得臺灣的特殊性因此呈現出來。」
那些勇於探索當代議題的創作者依舊有各自不同迴響的空間。
「你看鍾孟宏導演的《陽光普照》、《一路順風》，或者是黃信堯導演的《大佛普拉斯》、《同學麥娜絲》，都可以讓你看見臺灣當代持續存在的這些社會議題——不管是老人教養的問題、親子失和的問題，或者是教育體制下的問題、窮苦人家面對科技發展進退兩難的生活困境等，都是這些創作者有趣、感人的表現手法，讓這些電影能夠獲得迴響，也讓臺灣當代特色可以有更多的共鳴。」於是，面臨COVID-19，鍾孟宏導演的最新作品《瀑布》依舊可以探討家庭分崩離析、親子關係斷裂之後，面對疫情阻隔，如何找到自己生命座標的議題。董事長以資深影評人的身分直言，「相信這是我們今年可以用力鼓掌的一部犀利的作品；這些都反映了臺灣創作者勇敢面對當下議題的深情凝視，同樣的，我所知道的創作者也會帶領大家回歸過去。比如：曾任鄒族阿里山鄉鄉長的高一生，他的女兒叫做高菊花，原本可以到哈佛大學深造，因為父親受到白色恐怖迫害，留下來照顧家人，從此一輩子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這樣的傳奇讓我們回頭看見1960年代的臺灣。」此外，還有只寫了一首短短的曲子就獲得金曲獎的宋岳庭，是一個小留學生在異鄉失落的傳奇。從這些選材特色可以發覺：臺灣在未來滾動的生涯中，依舊有這麼多的創作者從當下、從歷史回顧找到他們希望訴說的臺灣傳奇。
影評者該有的重量及雅量
「這裡是國家電影及世界文化中心，擁有一萬八千多部影片，不管當初創作的動機是基於商業文化的考量，或者反映當時臺灣人有過的夢想、現況；不管是童話的、鬼怪的，或者是非常寫實、親情化的呈現，多多少少都可以讓大家看見臺灣人有過的夢想，以及述說這些夢想的手法。」董事長掌舵的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對於臺灣影視媒體的發展，絕對擔負著極重要的任務。
除了導演、電影工作者以及影視聽中心的協力團隊，電影評論對臺灣電影肯定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董事長曾經呼籲，影評者應該有一定的重量跟雅量，書寫具有臺灣觀點的影評。影評人的角色究竟為何？
「電影評論的存在，坦白說還只是一家之言，所謂一家之言就是一種觀點一種看法，他不代表真理，他只是代表某些人對某些影像或某些事物解讀的特殊觀點，有些像泡沫一樣短暫出現，且很快消失，遑論在創作者心中留下多少的影響。但是，有的評論觀點的確可以碰觸到創作者的核心，透過影像或評論得到更清楚的發揚。」作為資深影評人，藍董事長認為影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出現的、一種是消失的；讓人可以永遠記憶的，或者，不值得一看再看。「因為當代媒體的普及性、多樣性跟方便性，使得這些影評的寫作變得浮濫而多元，多數流於觀後感、個人讀後感，沒有太多可以細細回味咀嚼的空間，這些就是影評貶值的原因之一。至於把影評寫作當作是終生職志的創作者，萬一在學養或是對議題的了解不足，同樣會使得影評的文字或重量貶低許多。」「最近有部日本電影叫做《間諜之妻》，描述一群喜歡拍電影的知識份子，發現日本731部隊曾經在滿州國有人體實驗，知道這個不人道的事實之後，決定公諸於世，揭露政府的醜行。整體來看，這個日本影壇鮮少碰觸的歷史真相，由NHK國家電視臺投資拍攝 ，似乎是知識份子對抗國家暴力的一個有良心的論述。所以，電影在臺灣上映時，我會在意電影評論能否觸及731部隊的歷史真相跟國家機制。」董事長進一步解釋，公共電視如果很努力的揭發過去臺灣不可面對的真相——比如陳文成事件，不論他所提出來的解讀是否只是片面之言，但總歸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媒體認真面對歷史事件。這樣的創作是讓人期待的。《間諜之妻》的女主角是整部電影的一個受害者，她完全不知道先生在追求這樣一個夢想，此一議題同樣反映了日本父權體制下女性角色的不對等。所以，從議題的角度來看，首先要看到一個歷史的大議題，再看到人性的小議題，在大小議題底下才能做出深度的比對說明。」
如果閱聽者閱讀到的評論只是浮光掠影式的書寫，不能深刻的針對議題進行反省批判或檢討，會使得煞費苦心的創作未能得到他應該有的文化衡量的砝碼，無法給予他應有的重量與肯定。這就是董事長不斷強調的，評論角色的失職或是貶值的原因所在。「現在從事書寫的人面對這麼清楚的訊息跟符號，往往無法給予適度的接招或是回應，這也是我目前在閱讀評論上深感失落的部分。」董事長的語重心長其來有自，早期因為媒體有限，能夠出現在媒體上的評論文字，字字珠璣，但因為有強大的商業利益包袱，當時的評論文字也很少有獨特的批判性格，大部分都是由文字包裝影像來行銷。所以，真正能夠流傳下來的評論文字，必須能夠堅持評論本身的文化反省。「反觀現在這些評論者，犀利一點的或許真的能言之有物，但稱不上批判。找到一個理論架構，或是客觀的角度，這樣的批判才能擲地有聲。」當今浮濫的影評世界，有人專門用比較惡毒的文字來凸顯自己與眾不同的觀點，但在建構這些批判理論時，其實比較接近情緒上的發洩，缺少強而有力的理論基礎。「這些評論因此失去它的重量，失去應有的迴響空間，慢慢變成同溫層的共鳴，無法找回當初我們走過的年代那種透過集體閱讀集體迴響共鳴的效應。」
當年輕的評論家一一出現，作為前輩，除了提醒年輕人要研讀更多理論，同時呼籲，評論者對電影必須充分了解，至於，如何引導他們增加自己的內涵。董事長的意思是「多看」。
「胡適先生說：做學問要像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廣大』表示涉獵寬廣，『能高』在於你對於某個議題有相當程度的累積跟鑽研，能做透徹的分析跟了解。」當今的文化困境是，有些感覺上應該很簡單的，少了累積跟涉獵，免不了因為無知而產生對於別人的文字或創作的失落感。
有足夠的文化的積累，才有能力追尋廣大與高深的學問，影視聽中心的成立就在透過豐富的館藏與研究提供追尋學問的養分。
訪談結束前，請教董事長對影視聽中心的經營方針，他的回答很簡單：就是留做歷史、好好說自己的故事。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層面，一個是物——就是這些影音作品與文獻史料；再者是人——曾經創作這些奇蹟的當事人。
「眼看前輩們逐漸老去，我們的任務是盡快做口述歷史，從他們留下來的文物，重新建立他們的奮鬥人生，使得這些臺灣的故事可以保留下來。簡單的說，要搶救歷史留住記憶。未來，經過整理，希望世世代代可以傳述下去。「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就像我先前講的，影視聽中心有18000部電影庫存，我必須很謙虛、很戒慎恐懼地說，還有太多太多電影等待我們重新閱讀，這些重看的電影中，你會發現很多被忽略的表現手法，還有很多細節因為你無知或者不曾涉獵而錯過，這時候，越看越心虛，越覺得還有更多地方需要努力。」
董事長這番淡淡的自省，無疑是一記紮紮實實的提醒：面對浩瀚歷史，謙卑是唯一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