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黃建業 教授
◎ 撰文∕李竹婷（《明道文藝》編輯）
閒暇時間我們看電影，當作生活調劑的出口；我們看電影約會，感受浪漫情愫的曖昧。我們走入電影院， 享受聲光的刺激，進入劇中的情境， 一起跟著大哭大笑，劇終還會跟著同行友人談論著那部電影如何如何， 「真的好好看！」或是「天哪！我剛到底看了什麼？」
我們都愛看電影。
電影好像從我們有記憶以來，就成為休閒娛樂的最佳夥伴，我們看了好萊塢巨額製作成本的大片，也看了歐洲回味無窮、咀嚼再三的電影，日本、韓國的電影偶爾也吸引了我們的目光，那臺灣的電影呢？
隨著近年臺灣意識的高漲，再加上2020年因疫情國外電影難以大舉入侵，這幾年臺灣電影的討論熱度明顯上升，在這當下我們回望臺灣的電影史，特別採訪以「左手導戲、右手評影」的大師級電影研究學者——黃建業教授，走一段臺灣電影的時空隧道。
建業教授對電影的愛，年輕時一個月可以看上百部電影，不只是臺灣電影，世界各國的電影也都如數家珍，其廣博學識在談論到電影的發展，簡直就像是個真人電影圖書館，每一部電影或是影人，教授總能娓娓道來事件環節的發生及影響，從建業教授對電影的瞭解，聊一聊電影何時出現在我們的這座小島，以及臺灣電影產業的初始發展。
日本殖民時代的零星火光
1895年法國盧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了《火車進站》，標誌電影的正式誕生，隨後傳至世界各國。臺灣因甲午戰爭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約在1900年日本人引進電影進行放映，但卻未在臺灣形成產業，殖民母國日本的電影產業倒是發展不錯。
據目前的文獻資料可知，1907年時日人高松豐次郎受日本總督府委託，在臺灣拍攝電影《臺灣實況紹介》，於全臺的北、中、南部等一百多處取景，介紹島嶼風土民情及日本的在臺建設。而日人在臺拍攝或映演電影，主要目的也是作為皇民化政策的工具，藉由電影進行日本文化宣傳及社會教化等政治目的。日本殖民時代中後期，臺灣文化協會的本地知識份子，也成立「美臺團」透過放映電影，展開反殖民的思想啟蒙，作為對日本的抗爭手段。
而臺灣人的電影製作更是量少質差，缺乏電影技術與創作人才，第一部臺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品質不佳，不受觀眾歡迎，而1937年臺資「第一映畫製作所」的《望春風》，以流行歌謠〈望春風〉改編成同名電影，描述臺北藝旦的悲戀故事，獲得票房佳績，但在臺灣拍攝電影，導演仍幾乎由日本人擔任，也依賴日本人的技術合作。
建業教授談起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電影，即強調當時多由日人主導，且作品有限，目前研究的日本或臺灣學者，靠著有限的資料逐步建構，尚未全面，若有興趣可以翻閱東京大學的三澤真美惠教授的專書。
臺灣電影產業的開始
談到二戰後電影產業從何時開始發展，建業教授表示可從兩大脈絡談起，一是1949後國民政府遷臺，政府努力發展的國語片；另一則是1950年代中興起的臺語片。
政府在電影產業的奠基
1945年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日人留下的電影器材、設備和廠房，成立「臺灣電影攝製場」（臺製廠），而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農業教育電影公司（農教）、中國教育電影製片廠（中教）三大公/黨營影業機構，也帶來相關的設備與技術人員。
然而因戰局失利，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當時的臺灣仍面臨戰火陰霾、社會經濟低迷，公營製片廠也面臨著膠片、資金短缺，人才無繼的困境。1950年，農教廠終於開拍來臺後的第一部影片《惡夢初醒》。但三家製片廠生產的影片多半為應付政策宣導之需要，各製片廠在極困難的物資狀況，以土法煉鋼式的自我研發，在電影的技術上慢慢發展。
後來因臺語片興起，許多民間製片公司開始向中影（1954年農教改組為「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影」）、臺製或中製租借場地，也會借用編導及攝影人員等，國語片及臺語片的人才互流互動，也使得公營製片廠的人員與設備得以充分發揮功用，培養了新生代，為六十年代國語片的興起奠定基礎。
臺語片的興起
電影產業發展的另一脈絡，則是臺語片的興起。1955年由歌仔戲「都馬劇團」拍攝第一支臺語片《六才子西廂記》，但因技術面較為粗糙，映像畫面模糊，才上映三天便黯然下片，即使如此，仍吸引其他歌仔戲班的注意，開啟拍攝臺語片之路，歌仔戲團麥寮「拱樂社」創辦人陳澄三先生出資，由何基明導演拍攝的《薛平貴與王寶釧》大賣，臺語片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提高投資人拍攝臺語片的意願，民間資金的挹注，使臺灣影壇首度出現蓬勃發展的景況，帶動臺語電影風潮。
臺語片是從臺灣本土的歌仔戲發展起來，較多延續日本的技術與風格，除了所用語言「臺語」貼近平民百姓，類型豐富多元，對於當時臺語片的興盛，建業教授這麼說：「尤其中南部的觀眾非常喜歡，當時甚至還有兒童演員，像是《流浪三兄妹》的許秀年、戴佩珊等知名小童星的出現。」
臺語片時代對電影產業的貢獻，不能不提到林摶秋先生，家境優渥的他，曾於日本留學，對振興臺灣電影懷抱極大的企圖心，成立「玉峯影業公司」，將自家牧場改建成「湖山製片廠」，引進最新的電影設備，並開辦演員訓練班培育演藝人才。自1957年創辦玉峯影業，林摶秋先生總共執導了6部作品，其劇本內容、技術手法或電影美學，今日看來頗具水準，是臺語片的代表作。
1950年代的《薛平貴與王寶釧》熱賣，引領第一波臺語片風潮，發掘大量演員，新人導演、編劇相繼投入，國語片和臺語片的人才互流，甚至在1960年代臺語片的製片重心移往人力、場景調度方便的北投，一天可能有多部電影同時拍攝，北投也因此被封為「臺語片的好萊塢」，2013年上映的電影《阿嬤的夢中情人》，描述的就是在北投拍攝臺語片的風光年代。
然而臺語片成本低廉、製作時間短，本輕利重，業界在快速趕拍下，品質差強人意，票房也就迅速衰落。建業教授也提到臺語片榮景的黄金時代留下的電影不多，當時拍攝臺語片千餘部，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約留存兩百多部，且多是後期作品粗濫製作，內容參雜賣藥及裸露等，當時的投資缺乏長遠規劃，而使得臺語片走下坡。
六十年代後半，臺灣製片環境好轉，國語片生產數量激增，除了李瀚祥率國聯以高水準要求拍片，中影的健康寫實電影也成為成為六十年代臺灣電影的成就，往下開展七十年代臺灣電影的黃金歲月。
李翰祥與國聯電影的刺激
1963年香港邵氏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上映，「梁兄哥」演員凌波風靡全臺，導演李翰祥來臺成立國聯電影公司，在電影拍攝上投注巨額的資金，制度化的製片環境，帶來大批幕後優秀技術人員，也培育許多導演、副導演，也有專屬的當家花旦「國聯五鳳」：汪玲，甄珍、江青、鈕方雨、李登惠五人，國聯對電影品質的要求，帶動臺灣電影發展有著推波助瀾之效。
中影的健康寫實電影
50年代國語片並不賣座，而香港邵氏《梁祝》的成功，使中影積極尋求另一路線開發市場，1963年龔弘接任中影總經理，提出「健康寫實」製片路線，聘請李嘉、李行進入中影擔任導演，拍攝《蚵女》、《養鴨人家》等片，風格清新，取材具有臺灣鄉土色彩，而健康寫實描寫社會問題，強調倫理道德，寓教於樂，加上彩色攝影的技術優異，票房及評價皆獲得肯定，《蚵女》奪得亞展冠軍，帶動國語劇情片的製作水平。
此時期也積極栽培演員及編劇、製片、導演等，當時的電影人員在國語片、臺語片是流動的，像是李行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就是臺語片《王哥柳哥遊臺灣》，而又如演員柯俊雄以軍教片《英烈千秋》的愛國將領為人熟知，其實早年也是臺語片的知名小生呢！
七十年代電影產業的巔峰
七十年代的電影市場熱絡，民營電影公司蓬勃發展，當時盛行電影有瓊瑤的文藝愛情電影、軍教片等，不單只是國內市場，也輸出至國外，如星馬、香港等地，現在很難想像軍教片當時的火熱，建業教授回覆「當時可是很多觀眾的，因為有著名演員， 學校也會鼓吹，再加上國防部軍事資源的支持，拍攝場面大、張力強，像是《梅花》、《英烈千秋》都是眾多大卡司主演。」
臺灣新電影的貢獻
八十年代臺灣新電影的貢獻不是在產業的發展，而是開創出嶄新的電影美學。新電影的導演有著強烈的個人風格，其電影藝術受到國際矚目， 《悲情城市》一舉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後來的蔡明亮導演、李安導演都是創作者自身的才華。
但因新電影強調以藝術而非商業考量，非明星演員、「長鏡頭」拍攝手法，有別於以往的觀影經驗，票房受觀眾冷落，再加上電視、錄影帶的普及，取代電影院成為主要娛樂管道，臺灣電影產業也開始下滑。
產業與創作
但對於產業的發展，建業教授表示「產業和創作需要分開來看，有時候產業發展得很好，但藝術成就不一定高，像美國好萊塢跟歐洲電影，好萊塢是世界電影工業中心，歐、亞、非洲電影則表現出好萊塢電影較少表達的深刻人文思想及文化經驗，當然也有產業發展不錯的，影片內容也具有水準，只是操作方式不一樣，並未有孰優孰劣之分。」
就如同建業教授所說「一片膠卷一片心」，電影所需的資金成本高昂，就算是用手機拍攝的電影，也可能在後製的科技、美術、燈光等工作中花費高額的支出，電影工業的投資者，必須對資金的回本具有信心，產業才有可能興盛。
近年也有報導指出，臺灣電影產業頗有復興之勢，建業教授認為不應只侷限在臺灣，應從全世界的經濟狀況來看，電影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當全世界的經濟發展下跌，也會造成電影院線的關閉。對此，建業教授語帶保留「因疫情關係，減少了外國電影流入的競爭，但重點仍在臺灣自身影業與創作體制的活力和敏銳，是否真的復甦仍需再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