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衷曉煒
人，是有夢的種族。
從東方的黃粱南柯到西方的《李伯大夢》，從「北窗高臥，羲皇上人」的淵明居士，到「醒掌天下權，醉卧美人膝」的伊藤博文，美滋滋地睡上一覺，做個好夢，似乎是人與生俱來，天經地義的權利。
可就是這麼簡單的、珍貴的、垂手可得，又只要一張好床就人人可享的基本「作夢權」，卻往往被輕忽、鄙視、汙名化，或者過度解釋。
不信你聽聽：「第一志願？」作夢！「一朝暴富？」作夢！「跟偶像在一起？」作夢！而如果是「睡一覺起來就國泰民安，天下太平」這種理想，你可能還會得到「神經病」、「白日夢」之類的負面「紅利」。
可是，白日夢，不就是構成「人因夢想而偉大」，這碗古聖先賢提點，激勵大師謳歌，廣大群眾唱和，社群媒體催眠的心靈雞湯，最關鍵的雞湯塊？
所以，做白日夢有甚麼不對呢？
如果粗分一下白日夢的種類：在國家層級，叫做戰略；企業層級，稱為願景；個人層級，就是「我的志願」。簡言之，就是一種「我現在到不了但強烈希望將來能做到」的境界。
而白日夢，可以好好地做麼？
個體的白日夢
當然可以。如果是個體層級的夢，我們很可以用過往實際生活的體驗，成功失敗的殷鑑，前輩師長的叮囑，好好檢證白日夢的「可實現性」。如果以當下慣知的「專案管理」的方式思考，一件專案、一樁事情、一個理想，做不做得成，要想的是：
符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原則？有沒有逆反大潮流、大趨勢？現下是不是做這件事的好時機？換句話說，也就是所謂的得「天時」與否。此外，「地利」也要講究：我們自身的條件與資源，做起這件事情來，是加分還是減分？是得心應手還是事倍功半？「人和」也不能忽略：做大事都需要團隊合作；與我們一齊奮鬥的夥伴或戰友，他們的資格條件如何？能齊心協力，共勉於成麼？
一言以蔽之，如果想實現我們的白日夢，它的內在環境與外在環境如何？這也符合《孫子兵法‧始計篇》所揭櫫的「道、天、地、將、法」的五大成功要件。
好的白日夢，不會淪於「講白賊」、「講嘐潲話」，或空頭支票；相反地，它構成我們人生時程地圖的座標──何時何地做成何事，都是人生的里程碑。
華人很會這套──像楚漢相爭時，劉邦、項羽這二難兄難弟，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場，分別喟然太息，想過過當皇帝的癮：「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但劉邦的子孫，東漢的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則更上一層樓：他個人的白日夢裡，還摻進了一絲粉紅浪漫。
原來劉秀年輕時根本算不到以後能稱帝當老大，所以志向很簡單：看到掌管京城治安的官員「執金吾」威風八面，便說「仕宦當作執金吾」；看到一個名叫陰麗華的美貌少女，便感嘆「娶妻當得陰麗華」。後來功成名就之後，英雄果真贏得美人歸。
西方人也是。從看到亞歷山大大帝的雕像就流下淚水，感嘆自己年華老大卻一事無成的凱撒（註：其實他那時還不到30歲），到期許自己成為「值得同胞尊敬的人」的林肯，從古到今，從東到西，年少時喜歡作夢的偉人還真不少。
我想特別提一下拿破崙──這位法國人心目中「典型的法國人」，卻出身於義大利與法國之間搖擺不定的彈丸之地，一開始並不屬於法國的地中海小島科西嘉。
小小的故鄉島是拿破崙心裡最在意的、最無法擺脫的心結：他家是島上的貴族，父母還曾為了爭取獨立與法國侵略軍作戰，無奈力盡投降。
少年時代的拿破崙，受到法國籠絡島上菁英的融合政策優遇，有機會就讀第一流的布里埃納軍校。他雖欣喜自己的鴻鵠之志有幸實現：「讓自己高於地平線……我眼看著世界從我腳下飛過，我被風帶著，在高空中翱翔……」；但鄉愁卻始終縈懷在這少年胸臆之中。軍校畢業前夕他在日記裡寫道：「已有六到七年遠離我的故鄉，四個月後若能與家人及同鄉重逢，這將會是多麼大的喜悅啊！能再體驗兒時種種甜蜜幸福的感覺，或許我才能真正體會完滿的快樂。」
他是菁英軍校畢業的法國軍官，並以此榮譽自傲；但同時他又是科西嘉島的愛國主義者！他該選擇法國還是選擇科西嘉？他必須依靠其中一個，但又依戀著另一個；但，他怎捨得與這二者任何之一對立呢？
他的母親卻鼓勵他振翅高飛，利用法國這個舞臺揮灑人生。她在一封家信中寫道：「科西嘉只是一塊貧瘠的岩石，只是世界上一塊毫不起眼、微不足道的角落。相反地，法國土地廣大，國家富足，人民眾多。現在，它在火中，你看，我的兒子，這不正是好機會，它很值得你去冒險！衝入火中，好好闖出一番事業！」
於是他決絕地選擇擁抱法國，變成了法國的「革命之子」，變成從前的敵人──這個侵略併吞他的故鄉科西嘉的國家，史上最大的民族英雄，領導著被革命熱情驅動的人民東征西討，開疆拓土。至此，個人的夢與眾人的夢完美地結合，他，從此也成了以後幾代幾十代法國人民夢想的一部分。
群體的白日夢
那麼群體層級的白日夢呢？它是高不可攀的理想皇冠上的金剛鑽，還是絲毫經不起捽摔揪扑，吹彈即破的「易碎品」？
比如說政治，這門複雜又簡單的工作。許多人執迷，許多人厭倦，更多人不斷地為過往的機遇或錯失扼腕憑弔，嘻笑怒罵或嗟嘆再三。
如何能有始有終，是有志從事這樁「管理眾人之事」事業的人，最大的考驗。都說「歲月是把殺豬刀」──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外貌，更適用於政治。馬克思就曾經一針見血地說，一切偉大的人物，在歷史上都至少出現二次：第一次是悲劇英雄，第二次則成了喜劇諧星。
我們這些旁觀者往往百思不解：到底是開始的時候「從無到有，篳路襤褸」比較辛苦；還是局面打開、規模粗具後，要「堅持下去，始終如一」更加困難？
而政治史上有太多變質的佳話、黑化的偉人、沉淪的聖哲、墮落的天使。就拿「革命」來說，它的起始，往往充滿著光輝與理想；夢想的破滅，也常常無比醜陋。
那場拿破崙躬逢其盛，揭櫫「自由、平等、博愛」，但後來殺氣騰騰，血流成河，斷頭臺下屍積如山的法國大革命便是如此。
讀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不禁慨歎再三。1789年，「三級會議」伊始，全法國的代表，無論皇族貴冑教士平民，共聚一堂商議國是，改革的熱情與對祖國的熱愛瀰漫，普瓦圖地區的貴族代表費里耶侯爵，在給妻子的信中提到他在「開議彌撒」裡的激動：
「眼前的景象迅速變得模糊，對於祖國的熱愛，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此刻，我方才領悟連結我們每一個人與這塊土地，以及連結起我們兄弟同胞之間的力量，何其有力。謹向我誕生及度過年輕時的歡愉時光之法國宣誓：我絕不辜負眾人榮耀於我的信任，當積極維護交託至我手中的利益；也絕不縱容任何無關公益之事物，主導我的判斷或意志。」
會議開議三個月後，便迎來了那著名的「8月4日之夜」──二位自由派貴族獻議：貴族階級應得自願聲明放棄其部分特權。他們的倡議，隨即觸發了一幕並非由革命激進派事先擘畫好的驚人場面。來自教士階級及貴族階級的代表們，一個接一個地站了起來，宣布放棄他們自己的──有時候甚至是他人的──特權。聲明人數之多，竟使眾人不得不為此排起隊來。僅僅數小時間，狩獵權、什一稅、永久性租約、領主司法權、以及任何形式的封建或財政特權，都遭到了廢抑揚棄……教士們甚至提出：願意割捨因身兼數個聖職所得的豐厚聖俸。
「多麼偉大的民族，多麼耀眼的榮耀，多麼榮幸得以生而為法國人！」一位目睹這場「自我犧牲」大戲的議員如此激動地寫道：「而這正是法國人尙義的典型表現。他們向世人展現了：當榮譽感、對於公益的熱愛，以及英雄式的愛國情操充溢時，法國人的寬大胸懷與所能做出的巨大犧牲。」
然後他們──這些充溢高貴理想、獻身熱誠，和具有「法國人的寬大胸懷」的人，許多都在幾個月後，喪生在自相殘殺的斷頭臺下。
曾任巴黎市長的巴伊，日後在回憶錄中以哀愁的語氣談到了那個著名的夜晚：「美好的時光啊，你到底已經變成什麼了呢？」（以上法國大革命有關史實，均引自諾曼‧韓普森《法國大革命》）
而1908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立憲革命」是另一個例子──因為這件事，這個立國近五百年的老大帝國，似乎顯露出了幾抹新時代的黎明之光：
阿不都哈密素檀的專制統治已被推翻，擱置了三十年的憲法又再度頒布，自由選舉的時程已公告周知。此際，各種身分種族的人民──希臘人、土耳其人與亞美尼亞人，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教徒，都在街頭巷尾互相擁抱，互許以自由友愛的新世紀。一位土耳其的歷史學者談到那場革命時評論說：「世界上能振奮起這樣大希望的運動並不多……同樣地，能讓人們的期望以那麼快的速度摔得粉碎的運動也不多。」
接著便是延亙多年，驅除異族，特別是惡名昭彰，第一次大戰期間對百萬亞美尼亞人的種族大滅絕。
還有離我們更近的例子。1911年的中國，曾有過另一次更令人感傷的群體白日夢的破滅。歷史學者張朋園追憶道：
「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政體，接著有『國民』、『進步』二大政黨的出現。自外觀上看，似乎這是一個好的徵兆，即使美國革命之後也沒有這種跡象。袁世凱裝得很雍容，頗有以華盛頓自任的味道。孫中山和梁任公，是當時最具知識的二黨領袖，恐怕（美國的建國先賢）傑佛遜與漢彌爾頓都無法望其項背。」
從表面上看，辛亥革命一舉摧垮了中國二千年的帝制，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存在著蛻變成西式資本主義國家的機會。通商口岸城市與自由經濟蓬勃發展，民主共和與憲政已獲得社會普遍認同。中國人從來沒有那麼虛心地向西方學習並滿懷希望。
然後接下來「中國的華盛頓」將自己加冕成了「洪憲皇帝」──但只當了83天。接著內戰開始，國家分裂。
在「人欲」這面照妖鏡前，白日夢真的好生脆弱呀。
呷緊弄破碗
其實，群體層級的夢不是不能做──就像政見、願景、主義等等，藍圖在那兒，但有些事情，就是需要內外在條件的配合，主客觀時機的醞釀，急不來；如果硬要在期限內強制上馬，被迫就緒，就註定雷聲大雨點小，行不通也做不好。
拿清朝末年，那件所謂的「戊戌變法」舉例。這個眾人惋惜的「維新運動」常被影視媒體簡化成「守舊頑固的慈禧太后欺負奮發有為的光緒皇帝以致耽誤了國家」。
實情真是如此？
戊戌維新背後的驅動力是1895年，大清帝國輸給「蕞爾小邦」日本的甲午國恥，與列強的「虎視鷹瞵」，步步進逼；知識分子普遍都有國亡無日，刻須變法圖強的危機感。
在朝野都想改變、大變，與速變的共識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便下達《明定國是詔》，並第一次親自召見領導人物康有為。君臣二人惺惺相惜，康並呈上自己的著作《俄大彼得變法考》及《日本變政考》，並為急於湔雪國恥的年輕皇帝描繪出一幅光明遠景：
「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
等等，「地大人多反而改變更加容易」，這個邏輯，通嗎？看看這張偉大的空頭支票──千年沉痾，三年可除！如此的特效藥萬靈丹，之後我們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無數它們的近親：例如「大躍進」、「超英趕美」、「新南向政策」「讓美國再度偉大」等等。
在由上而下，急於速成的壓力下，所謂百日維新，至少從文件的數字上來看，成就是驚人的：6月11日到9月21日，皇帝頒布一百多道改革詔令──平均每日超過一份。這其中，有皆大歡喜的設立「新衙門」與開展新事業──像成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辦新式郵政、籌劃「京師大學堂」、准許民間辦報等等。
但也有除去「舊衙門」的外科手術式變革：廢驛站，裁減國防軍綠營，取消八股取士的考試制度。
且容我稍微闡述一下這幾項變革的影響：撤廢驛站，立刻影響的便是數十萬驛卒的生計，別忘了清朝的前身明朝，就是亡在揭竿起義的驛卒李自成之手！裁減沒有戰鬥力的綠營？我們沒有從文獻上看到任何安撫安置這些士兵的規畫；貿然讓上百萬擁有軍事技能的人員離開軍營流散民間，現有的社會秩序便首當其衝──這不就是1922年墨索里尼能成功進軍羅馬，1933年希特勒能推翻威瑪共和而奪權，還有1949年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原因之一？
更大的問題來自廢除八股取士和科舉制度。固然如有識大臣張之洞所言：「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但可以想像的是：當全中國的舊菁英階層，懸梁刺股，皓首窮經，畢生奮鬥的目標，就在一紙詔書之下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如何能夠支持改革，如何能不站到改革的對立面去？梁啟超自己也說：「……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通播謠言，幾被毆擊……」
而面對如此兇險的局勢，維新派的應對法寶為何？
空有一腔熱血的他們，大部分都是沒有任何行政經驗，也沒有當過高階官員的知識份子。他們想到的錦囊妙計便是：要光緒皇帝「御門誓眾」──也就是皇帝堂而皇之地站出來，當眾正式揭示變法的決心。他們以為只靠皇帝的一紙詔書或意志就可以感動人民，立刻廢除舊政舊習，讓國家煥然一新。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其實戊戌變法從來沒有脫離虛擬層次的紙上談兵。維新派的理想主義者沒有將皇帝的詔書化為「施行細則」的能力；他們也不瞭解，任何高明美妙的政令，如果沒有從中央到地方、從上到下各階級與部門反覆充分的溝通，並有相當的理解、妥協、退讓及認可，那麼任何看來大權在握的人，都無從貫徹自己的意志。
一百零三天，一百一十份詔書。這樣大量由上而下的命令不但根本無法執行，而且只能讓人懷疑維新的領導人們，到底是「能臣」、「奸雄」，還是無理的「狂悖之徒」。這種不成熟的躁進不僅守舊派無法接受，連開明的洋務派官員與地方實力督撫們，也認為皇帝身邊的人一意孤行，揠苗助長。
如果維新派僅是一個在野的團體也就罷了──他們可以繼續清議，可以孤芳自賞不怕樹敵；但一旦進入權力的遊戲場，所有玩政治的，都得考慮現實力量對比，都得作出妥協。而很不幸地，揆諸他們在戊戌年的種種作法，只是一再創造新的敵人並孤立自己。
9月21日，慈禧太后復出「訓政」，光緒皇帝被囚；28日，「戊戌六君子」被殺，憤颟挫折的民間情緒被導向另一個極端。10月25日，山東的義和團便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嘯聚千人，蔓延十餘縣，聲威大震，風鶴頻驚」，預示了二年之後，庚子拳亂的滅頂之災。
常識與歷史感
我問過一個從政的朋友：白日夢這玩意兒，破滅的時候，到底我們該讓它如流星般墜落，砰地一聲壯烈地消失，還是該如紅巨星吞噬行星一樣，用上「長到會使人淡忘」的時間，慢慢消逝？
他咧嘴一笑：「都好──我想，無論如何，都該讓選民與自己，保有繼續作下一個夢的權利。」
而下一次做的時候，別忘了帶點常識與歷史感。這白日夢，會做得更扎實，更有滋有味。
至少下一個夢，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