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說余光中先生是「鄉愁詩人」，這原當是褒詞，因他傳唱千里並琅琅上口的詩，如〈鄉愁〉、〈鄉愁四韻〉、〈民歌〉，流傳之廣，簡直成了他的名片，但他自己卻笑說：「這名片太大，幾乎把我給遮住了。」
余光中先生著作等身、成詩千首，其中以鄉情與懷古為主題者不下百首，但是詠歎其他主題，如親情、友情、愛情、人物、詠物、自述、世局、造化等等的，還有更多。可以說就算余光中先生一首鄉愁之作都沒有寫過，仍然算得上多產、多元的詩人吧。
如《白玉苦瓜》這本詩集，裡頭的五十多首詩，主題與詩體相當多元，其中有多首格律工整，語言單純，有意無意之間近乎歌詞。他說：「這頗受我在丹佛那兩年愛聽美國民謠與搖滾樂的啟發。當時我發現：現代詩主知多年，太冷了，怎麼能比搖滾樂的熱力。所以就半自覺地寫下了從〈鄉愁〉、〈鄉愁四韻〉、〈民歌〉到〈江湖上〉、〈民歌手〉、〈搖搖民謠〉的系列作品。」而如此無意間思想的碰撞，竟引起許多音樂家的共鳴，轉而激發了所謂現代民歌與校園歌曲的運動。
詩與音樂結婚，乃生歌，與繪畫相戀，乃有意象與比喻。現代詩為什麼冷？搖滾樂為什麼熱？簡單來說，是因為前者的形式不容易讓人親近，內容又不太親切貼合時代與環境，而後者恰恰相反。
現代詩要成功，在詩藝上必須兼顧情與意。意，見於主題的呈現，而且，有賴感性的訴求，也就是音調與意象的經營配合。西方的觀念，認為詩應該狂放不羈，至於散文，則是一種「文雅的藝術」（a civil art）。中國的詩觀比較講究溫柔敦厚，中年的沉潛和少年的激越同樣受到重視。
而余光中先生和音樂之間的關係，他自己這樣說：意象與節奏，原來是詩之感性的兩個要素。節奏感與音調感可能因人而有小異，但是詩人缺乏一隻敏感的耳朵，是不可思議的。音調之高低，節奏之舒疾，句法之長短，語氣之正反順逆，這些，都是詩人必須常加試驗並且善為把握的。
自從現代詩反傳統以來，不少作者連中文的基本聲調都忽略了，結果一首詩不是音不副義，或是音譯相左，在音調上「表錯了情」，便是完全喪失了節奏的張力，成為一首「啞詩」。國語只有四聲，少了一個峭疾險驟的入聲，新詩的音域先天上已經比古典詩狹窄。剩下來的四聲，如果還不能充分發揮功用，新詩的音樂性也就難怪要日趨貧乏。
我認為，凡是成功的現代詩人，沒有一位不是在音樂性上別有建樹的。詩和音樂結婚，乃生歌。十年前，誰要是為了歌去寫一首詩，就會有追求「流行」的嫌疑。這種為晦澀殉道的高等幻覺，在今日，已經是落伍了。不說搖滾樂正是詩與歌的結合，即使「正宗」的現代詩人如奧登等，也寫過不少歌謠體的詩。歌，正如發行刊物和舉辦朗誦會一樣，也是現代詩大眾化的一個途徑，當社會需要歌，好聽又有深度的歌，詩人就應該滿足這個需求。當然並不是每一位詩人都必須寫歌，也不必每一首詩都為歌而寫。可以想見，有許多必須熟讀深思的現代詩，意境只容慢慢咀嚼，形式也只有眼耳並賞，不必與歌強為配合。我想，一位詩人的創作，不妨在幾個不同的層次上進行，既可以寫深刻的詩也可以寫平易的歌。
至於余光中先生自己，想來他與音樂的結合是頗有興趣與信心的。《白玉苦瓜》之中，與歌有關聯的作品竟然將近十首。譬如〈鄉愁四韻〉、〈民歌〉、〈海棠紋身〉、〈雲〉等等。隔了這麼多年，詩人與出版人都老了，但那只白玉苦瓜仍靜靜地夢著，醒著。世界變得太多，但那只苦瓜仍不改其甘。
詩人說：生命走到這一站，詩藝探到這一層，我自己覺已達成熟的穩境，以後無論怎麼發展，自己相信已經有相當的把握，這些作品都寫於我赴港定居之前，對於我以前的詩集可以算一個結論：一首詩，曾經是瓜而苦∕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胡明珠
臺中市明道中學高中部二年級
